亚当斯密时代的“程序猿”们如何消失在了维多利亚盛世之中
喜欢羊毛制品的朋友们大概听说过 Harris Tweed Authority（HTA，哈里斯花呢局）的手工纺布，它其实是跟法国香槟一样在特定地理区域法定垄断专营。英国议会 1993 年通过的《哈里斯花呢法案》（The Harris Tweed Act 1993）是这样定义 Harris Tweed 的：
“Hand-woven by the islanders of Lewis, Harris, Uist and Barra in their homes, using pure virgin wool that has been dyed and spun in the Outer Hebrides, and finished in the Outer Hebrides.”
由刘易斯岛、哈里斯岛、尤伊斯特群岛和巴拉岛的岛民，在家中手工织造；所使用的是在外赫布里底群岛染色与纺纱的纯初剪羊毛，并且最终整理工序也在外赫布里底群岛完成。
——《哈里斯花呢法案》(The Harris Tweed Act, 1993)
今天所有 HTA 认证的羊毛制品都是英国最西北部外赫布里底群岛荒无人烟的海岛上 150–200 名岛民在自家中手工完成的，每年总产量在 1.5–2 百万米。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人见人爱的花呢布除了产于英国，跟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雾都孤儿》（Oliver Twist, 1838）、《艰难时世》（Hard Times, 1854）以及马克思（Karl Marx）的《资本论》（Das Kapital, 1867）会有什么联系。但实际上这三者不仅是英国劳工权益博弈史的重要事件，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每天自媒体被 AI 劳动替代论刷屏之余，一瞥工业革命技术演进下，劳动者的处境究竟是如何演变，以及哪些因素造成了最终的结果。
结论先行：虽然工业革命给英国国内创造了巨量财富，也使英国成为世界首个连续增长的现代经济体，但是机械化造成的劳动替代却让原来收入优渥的手工业者陷入了困境。在 1810–1834 年顶点时期，全英共有约 25 万名手工织工；在工业重镇曼彻斯特，他们占总劳动力的 26%（1810 年）。但到了 1840 年数量锐减至 15 万，到 1860 年彻底消失。同时段，类似的命运还落在其他手工业行业——诺丁汉郡的袜带织工、约克郡的剪毛工（croppers）、蕾丝工、手纺女工——全行业被机械化系统性替代。
表 1：英国手工织工的衰落（1780–1860）
| 时期 | 周薪（先令） | 工作时长 | 全英工人数 |
|---|---|---|---|
| 1780–1800（“黄金时代”） | 40 | 约 24 小时/周（4 天） | 上升至顶峰 |
| 1802 | 21 | 70+ 小时/周 | — |
| 1810–1834（数量峰值） | — | — | ~250,000；曼彻斯特占 26% |
| 1817 | 9 | 70+ 小时/周 | — |
| 1830 年代 | 5 | 84–96 小时/周（14–16h/日） | 持续下降 |
| 1840 | — | — | ~150,000 |
| 1860 | — | — | ≈ 0（完全消失） |
学者从历史身体测量数据（包括军队征兵记录、慈善学校与监狱档案）发现，工业革命期间英国成年男性身高要比之前较矮，1883 年调查发现工业区 14 岁的男孩身高要比贵族私立学校（public schools，如伊顿、哈罗）的同龄男孩矮 7 英寸、体重轻 25 磅。更具冲击力的是预期寿命数据——根据 Edwin Chadwick 1842 年《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曼彻斯特 1840 年代体力劳工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 17 岁，而当地绅士阶层为 38 岁。
工厂似乎为被替代的劳工提供了去处，但实际上对绝大多数中年男性手工织工而言，转岗几乎不可能：雇主偏好女工和童工（更便宜、更易管理）；手工织工分散在兰开夏、约克郡、东米德兰兹的农村小屋，而工厂集中在曼彻斯特、利兹、格拉斯哥等城市，需要举家迁往工业贫民窟；许多人宁可贫困也拒绝进入工厂——1826 年兰开夏一系列动力织机暴动（power-loom riots）正是下岗手工织工对替代他们的机器的反击。因此真正“转入工厂”的，主要是他们的子女——被替代的成年手工织工本身大多在贫困中老去。
1834 年的《新救贫法》（New Poor Law / Poor Law Amendment Act 1834）限制了无残疾成年劳工领取救济的资格，而且想要领取救济必须要在政府监督的救济院（workhouse）通过劳动换取，并且所得常常无法覆盖生活所需，从而切断了最低的生活保障。很多下岗劳工甚至掏不出移民美国的船票（1830 年代统舱船票约 4–5 英镑，相当于一个周薪 5 先令织工的全年收入），甚至没有办法从薪酬最低的工厂抽身去参与为自己权益抗争的活动，否则很可能食不果腹。
英国动力织机摧毁的，不仅是本土手工织工，还有印度的整个手工纺织业。1800–1860 年间，印度纺织品出口下降 98%，而英国对印度的纺织品出口增长了 6,300%；印度在世界制造业的份额从 1750 年约 25% 跌至 1880 年不足 3%；曾经是世界细布之都的孟加拉达卡（Dacca / Dhaka）几乎彻底凋零。被替代的印度手工业者数量估算在 1,000 万至 3,000 万之间，被迫返回农业。单一技术革命可以同时摧毁两个大洲的劳动力市场，而被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甚至连英国国内劳工后来组织起来的政治抗争渠道都没有——AI 替代外包、呼叫中心、数据标注工作的过程，正在世界范围内重演同样的结构。
1776 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写《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的时候，提到过一件“羊毛大衣”是牧羊人、羊毛分拣工、梳毛工、染工、粗梳工、纺纱工、织工，到缩绒工与后整理工等的分工合作的结果，体现出英国当时的手工制造业已经建立了极其复杂的分工体系。而讽刺的是，那也恰恰是“手工”业的顶点。更具讽刺的是，斯密在同一本书的第五卷第一章中已经预言：当一个工人“一生只从事少数几道简单工序”，他将“变得尽其所能地愚蠢和无知，在其作为人的本质特征上被肢解、被扭曲”——这正是被替代的手工业者最终被迫进入的工厂工作状态。但斯密本人并未将自己赞美的分工网络与自己警告的工厂异化连成一条因果链。
这些劳工曾是识字率最高的劳动者群体（在自家织机上读书是手工织工的标志性形象），同时由于行会（guilds）以及《学徒法》（Statute of Artificers, 1563）所要求的 7 年学徒制，控制供给从而保持行业高薪酬的一个群体。他们的高薪与社会地位恰恰使他们成为了工业资本最有利可图的替代目标。
如今，我们却只能在 Harris Tweed Authority 特许专营的海岛上才能大概了解到这些职业 250 年前的样貌。HTA 就像一些太平洋海岛上存活的、已经早已在其他大陆上灭绝的古生物，之所以能够存活主要是依赖着偏远的地理区域，稀疏的人口没有吸引到工业资本，而纺织产业完全机械化以后，“卖给贵族”的高端品牌的塑造得以勉强保留。
但当今仍有几个群体持续性地保留着寻租式定价权。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医疗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它控制着整个美国医学院资格核准到 Medicare 定价商定的体系。由于良好的组织以及医生群体本身的社会资源输送，一百多年来 AMA 赢得了大多数挑战它统治权的官司，从而持续性地保护着美国医疗系统的利益。直至今日，美国医疗单位成本是其他发达国家的 2 到 3 倍，美国医疗支出占 GDP 17%（其他发达国家 8–12%）。具体的"卡脖子"机制包括：1910 年 Flexner 报告之后关闭了约 30% 的医学院、长期压低医学院招生规模；通过州医师执照制度限制跨州执业，使各州的医生供给被锁定在当地常驻医生中；通过执业范围（scope of practice）法律限制护士执业师（Nurse Practitioner, NP）等替代专业人员的服务范围。
AMA 不是孤例。现代版的《谷物法》还包括：房屋分区法（zoning laws）保护现有房主的资产利益，压低租户福利——Hsieh-Moretti（2019）估算因房屋错配，美国 GDP 损失 9–13%，Glaeser-Gyourko 估算分区限制每单位住房溢价 20 万–100 万美元；职业执照（occupational licensure）覆盖美国 29% 的劳动者，Kleiner-Krueger 估算年无谓损失 200–300 亿美元。这些机制的共同结构都是：拥有良好组织的少数群体（医生、房主、行业从业者）通过政治-行政过程持续性地从分散的多数（病人、租户、新入行者）抽取租金。
这一点对 AI 时代的知识工作者尤为关键。生产力提升并不自动转化为福利的普惠——分配的最终去向，取决于每个具体职业本身的政治-组织能力。AMA 案例不只是对美国医疗制度的批评，更是对 AI 替代之下"哪些职业会被保护、哪些会被牺牲"的提前预言：当 AI 开始替代医生工作（如 AI 诊断、AI 病历），医学院招生限额、跨州执照、NP 执业范围限制等机制将被动员来限制 AI 在医疗领域的合法应用范围，从而保护医生的高薪。律师（州律师协会 + 法庭代理强制 + CLE 门槛）、CPA、建筑师、牙医、临床心理师同样如此。
而那些缺乏监管壁垒的知识工作者——程序员（无执照）、翻译（无执照）、文案与内容创作者（无执照）、辅助律师与初级分析师（无独立专业身份）、客户服务（已部分外包再被 AI 替代）——则没有这种屏障。他们面对的是 19 世纪手工织工式的处境：薪酬崩塌、政治诉求难以组织、代际而非个体内部的转岗。
工业革命没有简单地"取代劳动"，它取代的是"没有组织的劳动"。AI 时代也将如此——AI 不会均匀地冲击知识劳动者，而是会沿着政治-组织能力的强弱线进行筛选：组织强的职业借助监管壁垒吸收生产率红利保护工资；组织弱的职业以工资崩塌的方式承担替代的代价。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几个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劳动者群体的福利水平：
表 2：大规模劳动力替代的三项必要条件
| 触发条件 | 工业革命时期（1810–1850） | 当今 AI 时代（2010–？） |
|---|---|---|
| 技术演进使替代成为可能 | 蒸汽动力织机（power loom, 1785）、纺纱机（spinning jenny 1764, mule 1779）、剪毛机（shearing frame）、缩绒机（gig-mill） | 大语言模型（LLM）、生成式 AI、推理模型、代码自动化 |
| 被替代群体的高薪酬使替代有利可图 | 手工织工 1800 年周薪 40 先令，远高于体力劳工 | 律师、程序员、分析师、翻译、文案——发达国家知识工作者收入相对高位 |
| 群体未良好组织或受法律限制 | 联合法案（Combination Acts, 1799–1824）禁止工会，1871–75 年才全面合法化 | 科技/知识工作者工会密度低（美国私人部门 <6%）；缺乏集体行动传统；远程办公与平台经济使组织更难 |
而英国的手工业者之所以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处境急剧恶化，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 法律禁止工会活动——《联合法案》（Combination Acts, 1799–1824）明确禁止工人组织，1824 年部分放宽后仍受严格限制，直到 1871–75 年才全面合法化。
- 数量众多的劳工无法很好组织，但少量雇主却能保持默契压低薪酬——这正是斯密 1776 年在《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中所描述的不对称：“雇主之间总是、处处都存在着一种默契的、持续而一致的联合，目的是不让工资上涨到现有的水平之上……而且法律允许，至少不禁止，雇主的联合，却禁止工人的联合。”斯密在 1776 年就观察到了，但议会立法要到一个世纪以后才反向修正。
- 代表乡绅地主利益的托利党（Tories）颁布了《谷物法》（Corn Laws, 1815–1846）——向进口粮食加征高关税，使当时英国食品价格相较欧洲其他国家高出 30–50%（Williamson 1990 估算 1830 年代有效关税率 54%），由于普通工人收入的 60–70% 用于食物，这相当于直接压低实际工资。而斯密在 1776 年《国富论》第四卷第五章中已经预言了这种关税立法的代价——补贴出口与限制进口“把国内谷物价格人为地维持在自然水平之上”——他的论证 70 年后才被科布登（Richard Cobden）反《谷物法》联盟（Anti-Corn Law League）采纳并最终促成 1846 年废除。
- 劳工群体收入锐减带来的需求减少被工厂主的消费、旺盛的投资、外贸需求所替代——经济并没有陷入萧条；相反，1850 年前后英国进入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约 1850–1873），而到 1860 年传统手工业基本被完全淘汰。
值得专门指出的是：手工业被淘汰（1810–1850）与维多利亚黄金时代（1850–1873）不是同期的，而是先后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是建立在前期手工业摧毁的基础上的——国民收入中资本份额从 1770 年的 30% 升至 1850 年峰值 50%，廉价大众消费品（棉布、糖、茶）的供应正是用消灭手工业劳工换来的。黄金时代的福利改善受益者是被替代手工织工的孙辈，而不是他们本人——大多数被替代的成年男性织工早已在 1850 年前夕死去、移民或老去于救济院。
英国的劳工并没有完全保持沉默，同时也是利用了代表乡绅地主利益的托利党（Tories）以及代表工厂主利益的辉格党（Whigs）之间的龃龉，在 1837–1839 年掀起了抵制《新救贫法》的运动（Anti-Poor Law Movement, 1837–1839）。（值得指出的是，托利党、辉格党与后来的工人运动，正是今日英国保守党、自由民主党与工党三大政党结构的历史源头。）
1838–1848 年，人民宪章运动（Chartism / People's Charter, 1838–1848）将抵制救贫法的能量转化为系统的政治诉求。三次请愿活动如下：
表 3：人民宪章运动三次请愿（1838–1848）
| 年份 | 签名数 | 议会结果 | 后续重大事件 |
|---|---|---|---|
| 1839 | 130 万 | 否决（235 vs 46 票） | 11 月纽波特起义（Newport Rising）：约 5,000 名威尔士宪章派遭军队射击，22 人死亡 |
| 1842 | 330 万 | 否决（287 vs 49 票） | 8 月“Plug Plot”大罢工：约 50 万名工人破坏工厂蒸汽机，跨兰开夏、约克郡、斯塔福德郡，遭军队镇压 |
| 1848 | 570 万（含伪造） | 否决 | 4 月 10 日肯宁顿公地集会（Kennington Common Rally）：15–30 万人聚集伦敦，警力阻止其向议会进发；运动随后衰落分化 |
宪章六项诉求分别是：全男性公民普选、秘密投票、取消议员财产限制、支付议员薪酬、选区平等（取消“腐败选区”）、议会年选。虽然运动受到弹压，但也让精英阶层的议员感受到了切实的政治压力与成本。实际上，这六条诉求在此后 80 年内几乎全部实现：
表 4：人民宪章六项诉求的最终实现路径
| 1838 年宪章诉求 | 实现年份 | 距 1838 年时距 |
|---|---|---|
| 全男性普选 | 1867（城市工人） → 1884（农村工人） → 1918（含部分女性） | 29 / 46 / 80 年 |
| 秘密投票 | 1872 年《投票法》（Ballot Act） | 34 年 |
| 取消议员财产限制 | 1858 | 20 年 |
| 议员薪酬 | 1911 | 73 年 |
| 选区平等 | 1885 年《重新分配法》（Redistribution Act） | 47 年 |
| 议会年选 | 至今未实施 | — |
宪章运动之外，1844 年罗奇代尔合作社（Rochdale Pioneers）由失业的法兰绒织工创立，开启了现代合作社运动；但最贫困的被替代织工连合作社的最低投入也付不起。
由于美国南北战争中联邦海军封锁了南方港口、棉花供应中断，1861–1865 棉纺业重镇兰开夏郡经历了 5 年的饥荒（Lancashire Cotton Famine, 1861–1865）。当时兰开夏郡工会的劳工忍受饥饿仍然选择支持北方解放黑奴——这一选择极大地震撼了英国精英阶层（1863 年 1 月林肯写下著名的“至曼彻斯特”劳工致信感谢其立场）。1866 年伦敦海德公园发生数日骚乱（保守党政府禁止改革派集会，群众拆毁公园围栏），最终迫使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改变立场——1867 年英国颁布《改革法案》（Second Reform Act 1867 /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867），将选举权推广至所有的城市劳动男性。
也是在此期间，长期关注英国劳工状况的马克思——其密切合作者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于 1842–1869 年在曼彻斯特纺织厂工作，并写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45）为他提供了大量一手素材——组织了第一共产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 /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IWMA, 1864 年成立），并于 1867 年 9 月在德国汉堡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
至此英国劳工的真实收入才逐渐增加，从而分享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增长，而此时距离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手工业顶峰已经过去了 90 年。
回到当今，如果我们分析当前会影响劳动力替代结果的因素：
- 现阶段 AI 虽然没有达到完全端到端取代人力的程度，但毫无疑问在关键环节上已经可以大幅减少人工介入。劳动力替代的瓶颈预期说是模型能力，不如说是企业组织如何将需要人力介入的少量环节剥离出来。
-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知识劳动者当前相对于整体劳动者收入的高薪就像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英国手工业一样吸引着巨量资本进行替代。
- 虽然在美国，当前民主党部分代表了城市职业者的利益，知识劳动者享有 1918 年以来的普选权和现代福利国家的缓冲。但是考虑到知识劳动者并没有像工厂劳工那样丰富的工会集体行动的组织能力与经验，远程办公与平台经济使集体行动更难，又有很大比例没有完整政治权利的移民——很难有效组织保护自身利益。
- 而失业救济、医疗保险补贴等现代福利安排，在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削弱了人们参与政治运动、组织集体抗争的积极性——相比 1830 年代被替代后陷入绝境的手工织工，今天的被替代知识劳动者尚有缓冲，反而可能让结构性改革更难发动。
而且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当前的我们其实更接近 1810 年（替代刚刚铺开的早期阶段）的英国，而非 1855 年（黄金时代）的英国。AI 生产率红利的真正分配，按工业革命的时间线，可能要到 2050–2080 年才会出现，而那时第一代被 AI 替代的劳动者本身已经老去。
所以基于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劳工境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很可能在未来的 20–30 年间将看到海量的劳动替代与群体间利益再分配。虽然工业革命期间的劳工为很多经济体内的劳动者争取到了很多为自己利益抗争、发声的渠道，但是能否有效利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而按照工业革命的时间线，在摩擦之后推进的真正的改革，可能要到现在整整一代劳动者完全老去之后——届时，能感受到福利改善的将是他们的孙辈，而不是他们自己。
主要参考：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45)；Karl Marx, Das Kapital Vol. I (1867)；Charles Dickens, Oliver Twist (1838); Hard Times (1854)；Bythell, D. (1969), The Handloom Weavers；Allen, R. (2009),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Williamson, J. (1990), “The Impact of the Corn Laws”；Chadwick, E. (1842),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